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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立波)

    2019-06-15 19:19

    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荣誉制度得到 继承和发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各部队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标准的意见》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立功运动,提出了具体的“穿插立功”“筑城立功”“孤胆作战立功”“坚守阵地立功”“狙击杀敌立功”“集体立功”和“协同立功”等具体样式,成为提高战斗力的精神武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涌现出302742名功臣,有494人获得了英雄模范称号,集体立功的单位有14个团,51个营,648个连,849个排,4391个班。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为使立功运动做到“快评快批快宣传”,我军充分调动广大官兵克服恶劣环境和英勇作战的积极性,参战部队有16.4%的个人立功,615个单位集体立功,充分发扬了解放军的军人荣誉。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有114名战斗英雄,如“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陶少文、李成文,“孤胆英雄”岩龙,“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杨朝芬,“侦察英雄”隆志勇等。

    军人荣誉制度是一个国家就军人荣誉的设置、实施、培育、管理和保障而制定的政策、法令和章程的规范体系。我军荣誉制度创设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积极的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日益丰富,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得到完善,成为我军成长壮大、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撑和保证。

    三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广泛深入持 久地开展立功运动,引领广大官兵在奋勇杀敌中赢得荣誉、铸就辉煌。“立功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性工作方式。1946年7月,华中野战军2师1旅2团首先开展了“立功运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性工作方式。其基本做法就是个人有个“功劳证”,连队有个“功劳簿”,家里发个“功劳状”。班、排和其他基层组织设立记功员,其他各级建立评功委员会;坚持记功、评功、奖功、庆功一条龙的工作制度,做到记功迅速真实,评功及时公正;对立功人员颁发立功奖状、证书,授予模范称号并记入档案,等等。“立功运动”倡导后立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响应,在各部队和解放区迅速推广,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完成战斗任务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立功运动”是一次由基层官兵创造的成功的群众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贯彻群众路线的产物,成为激励指战员为人民服务、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有效形式之一。“立功运动”与团结互助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互相配合,形成了打开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之门的“三把钥匙”,载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册。

    2011年7月1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启用新式勋章、奖章、纪念章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军部队于2011年8月1日开始统一使用新式的勋章、奖章,这使我军的荣誉证章体系更加完备、设置更加合理。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荣誉称号法》,在国家层面彰显了对公民荣誉的推崇和对荣誉制度安排的推进。2017年6月12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这是我军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7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麦贤得、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主任马伟明、空军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华、96722部队71分队班长王忠心、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景海鹏、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程开甲、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进、武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原81032部队副军职调研员冷鹏飞、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印春荣等同志“八一勋章”。(何立波)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激烈的革命 战争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为鼓舞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树立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党和政府开始制发各种奖章、纪念章和证章,创设了荣誉制度。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明确规定了对红军指战员、家属和伤残人员在各个方面的优抚措施。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决定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功人员。红星奖章共分一、二、三等,其中一等红星奖章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3人。1934年8月1日,中革军委通过《关于红军中有特殊战绩者奖给红星奖章的规定》,确定在同年“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时向中央苏区红军兵团及军区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有特殊功绩的73名指战员授予红星奖章,并公布其英雄事迹。在湘鄂西苏区,红三军每次战斗后,都通过召开“开庆功会”“敬庆功酒”“戴英雄花”等形式来表彰战斗英雄。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开展了“创造模范党支部和模范连队”的活动,以竞赛的方式调动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1935年1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2师4团3连连长毛振华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红星奖章。这是长征中唯一、也是最后获此殊荣的红军战士。

    伴随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其荣誉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完善。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规定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战争的有功人员,这是祖国对人民解放军在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最高褒奖。1955年9月23日,毛泽东向十位共和国元帅授勋,全军各大单位也相应地举行授勋典礼。1979年,根据总政治部的《关于颁发战时英雄模范奖章和立功奖章的通知》和《关于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颁发立功奖章和英雄模范奖章的通知》,我军有了第一代统一的奖励证章。为表彰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人民功臣,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为军队离休干部分别授予一、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1988年7月30日,中央军委授予肖劲光等830名同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汪荣华等3704名同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贺进恒等47914名同志独立功勋荣誉章、邓兆祥等31519名同志胜利功勋荣誉章。

    二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了“创造英雄模范、奖励英雄模范和向英雄模范学习”的革命英雄主义活动。1940年4月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八路军奖励问题的指示》中,规定了授予有功人员一、二、三等奖的标准。1940年4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关于“八一奖章”指示》中,决定在建军节时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要求各部队自下而上提出受奖人名单,运用民主方式提交会议审查,按一、二、三等分级分权授予有功的指战员。1944年8月20日,太行军区在《关于召开部队参加杀敌及劳动英雄大会的命令》中,规定了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的条件。1944年10月24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在《关于创造大批英雄模范的训令》中,对“兵团战士战斗英雄”“营连排干部战斗英雄”“民兵战斗英雄”“学习英雄”“军政模范工作者”的条件和奖励办法,分别作了规定。总政治部还专门编写了《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干部战士学习。在宣传英雄、学习英雄和争当英雄的热潮中,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郝立民、“岱固连”“车桥战斗英雄”等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